中國人治專制政體如何革新推展法治的自由民主？

（一）
華人圈的史哲政學術界，有一自明末清初始的長青議題：中國三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可如何發展出能呼應普世主流中尊重個體自由的民主政體。

吶喊中人有從傳統儒家的民本思想裡力圖發掘儒家精神隱而未顯的概念以推出民主，或來自棄儒或鄙儒的自由主義，或反資反儒（所謂反封建）的共產主義，以及其他。撇開偏於哪種觀點，各人各議例如明末大儒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清朝康有為倡孔教、譚嗣同寫《仁學》、嚴復翻譯西學如John Stuart Mill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今譯《論自由》），到民國以胡適擔負極重角色的五四運動所倡議的「民主與科學」，等等，都在要求中國政體走上民主自由之路而必須有壓制或廢除君主獨斷權力的根本革新。

（二）
儒家思想高雅一面解釋、深化、推揚良知主體如何開顯日用，以天人相通合德為個人修道的最高境界。

普俗的一面，表現在社群的生活秩序上卻另有觀景。（或許）由於中國早有官史野史之記錄，流傳著幾千年來有權者的殘暴不仁，百姓耳熟難忘，譬如比干剖心、伯邑考被烹成肉羹、焚書坑儒、項羽坑殺秦降兵、呂后虐殺戚夫人成「人彘」、酷刑如凌遲如腰斬如剝皮如五馬分屍、連坐誅十族（方孝孺）、文字獄等，違逆當權者的多不得善終，故被震懾的人民慣屈在鮑魚之肆而不敢怪其臭，求自保而寄生於權貴旁見風轉舵：崇拜權力崇拜強人崇拜正統、以老祖宗傳留下來不知其所以然的種種風俗習慣必有使個人與家族趨吉避凶的智慧所在而盲守成規、農耕文化的大家族集體主義遵行井然有序的名分層級上尊下卑差別對待、以人脈人情向外層層擴建裙帶關係、禮尚往來造成種種人情債走後門兼貪小便宜、炫耀人脈、貌襲高雅沽名釣譽，這些才是掩藏諸多潛規則的中國傳統日常文化現象。故民間個人欲拔乎流俗的變革要求與多元異議遂反而受到鄙抑而不彰，正是違悖了或繞開了真儒家精神所欲彰顯的主體性。

故儒家思想的流行在雅俗之間［1］實有一條鴻溝：在專制政權下人民自保，高遠的理想淪為塗脂抹粉的裝飾和侈言；市俗化下人民附庸高雅而盲從禮教的形式主義造成文化僵化，個體淹沒在集體裡，識時務者趨炎附勢隨著官方和權力起舞。

（三）
回到起題，今日中國可如何從專制走向民主自由？當中儒家文化會起什麼利弊作用？抑或無關要旨？

我近日在YouTube看到中文大學的「思托邦」系列講座第二十一講，講者鄭宗義，題目《尊理性 ──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鄭生發言幾近不假思索，迅暢簡要，聲音抑揚頓挫，雄辯滔滔，我衷心佩服。

先看片，可打開字幕。歷時兩個半小時。除卻鄭生發言，其他的可用1.5倍或以上速度看。

（https://youtu.be/HRgXl69oKO8）

報告後段的問答環節，周保松提出了本帖首段的長青議題：中國政體如何轉出民主改革？儒家文化有否功能角色？

以下是對談的部份。

周說話重複，他的發言記錄我不避刪剪。

（01:51:41）
周保松：
我嘗試提出我的一些疑惑，請教鄭生。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生命」的學問 〉這篇文章，收錄在書《生命的學問》裡面…。

牟宗三先生裡面有幾個很重要的point，第一個point就是，他覺得現代中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追求民主建國…如果中國要走向未來的時候，民主與科學是值得肯定的價值。

然後他也make一個point…民主與科學之所以在中國不能生根，是因為生命的學問的喪失。由明末之後到清朝開始，整個中國的學術界思想界都失去了一種生命的學問。

剛才鄭生講到，生命的學問有主觀面和客觀面：主觀面就是個人的修身，內聖的部分；客觀面就是民主建國的那個部分。他（牟）的想法就是，要令民主在中國…甚至乎在香港生根，我們是要恢復這種生命的學問。而他覺得真正生命的學問，就是來自於儒家的傳統…回到儒家式的生命的學問。……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應該是一個他蠻重要的一個argument。我不是很明白的地方就是，為什麼？為什麼民主政治的發展，是需要一種儒家式生命的學問去Build up或者支撐呢？究竟具體的內容是什麼？這是第一個問題。……

* * * * *

（02:02:59）
周：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將民主政治與生命的學問相關？

（02:03:02）
鄭宗義：那句說話很簡單，你加一個字就可以。

我想周保松的誤解是來自他覺得所有的族群，所謂所有民族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時候，都需要儒家的生命的學問作為它的根據。你這樣解釋的時候，這句話是nonsense的，因為如果他連儒家都不認識，怎樣會有儒家生命的學問？

所以如果你將這句說話加成，是中國你移植西方的民主，或者學習西方民主政體的時候，必須要植根在中國儒家生命的學問的這一個概念，或者尊理性的概念上，這樣會比較容易理解。

其實所謂生命的學問，不是只有儒家有。儒家生命的學問，講得更廣博一點，就是Humanity（人性），就是如何成為一個人的一個Humanity，那所以政治不能離開Humanity這個基礎，所以某個意義上來說，不能夠只是有一套政治體制上的形式或者架構，而必須最後回到每個文化。對於Humanity，對於人性的所謂的根裡面，我們看看Charles (Margrave) Taylor，就知道了，（他）對於Modernity（現代性）的反省，對於政治很多的討論，其實最後回到西方整個文化的根上面去討論，和一些純粹講泛政治主義的政治哲學家是很不同，那些是技術性的討論，是很不同；這是第一個。所以加一個就可以。他（牟）沒有說過所有的民主政體，都要植根在儒家生命的學問上。

（兩人對話摘錄完。）

周說話有點吃力兼拖沓，論點重複，或許聽者因此較易納悶分神而忘失上文。從字幕可見，周的問題並非泛論，而是針對中國（兼香港）而發。（原話：要令民主在中國…甚至乎在香港生根，我們是要恢復這種生命的學問。而他覺得真正生命的學問，就是來自於儒家的傳統…回到儒家式的生命的學問。）

鄭生稱那問題nonsense，周卻是無辜的。

鄭提出，任何政治體制，都可各有一套形式或者架構。我所理解，譬如英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下的議會民主，美國是聯邦制下的總統和議會共和制，德國、法國等亦自有一套，這些民主國家的政制皆順著他們既有的源遠的文化德性而建立，共通在體恤humanity。有些非民主國家的政制，則以外來的意識形態強逼加到本國上，再以獨裁權力壓制一切異見，這種政制能否長存，有待觀察。

尊Humanity，同涵尊理性，可謂各民主國家的文化德性上的共性，故亦是他們建立民主體制過程中的共同體恤，政制實踐上表現為直接或間接讓全民參與，其中方法如公民社會監察政府、平等參選、平等投票，現在問題是，共性之外還有個性，民主國家亦各有其本土文化的獨特一面，所以，在制訂民主體制時要如何回應這獨特性，順此既彰顯一國文化，同時將文化衝突減到最少？

雅俗的儒家文化，無論優劣兩面，其獨特性是什麼？其在中國轉向民主體制時要否處理？如何處理？我猜，周保松的問題可視為在此而發，可惜他表達得未夠清晰，問題未得到回應。

（四）
最後，摘引主要由唐君毅先生執筆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的一段，從心性活動的哲學角度解釋，人性中內在的道德要求如何開出民主政治。這也正好呼應民主國家縱然各有不同的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卻必然共同交集於核心的humanity。這段文字無一煽情修辭，讀來卻觸人心腑。

在過去中國之君主制度下，君主固可以德治天下，而人民亦可沐浴於其德化之下，使天下清平。然人民如只沐浴於君主德化之下，則人民仍只是被動的接受德化，人民之道德主體仍未能樹立，而只可說僅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體。然而如僅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體，而不能使人民樹立其道德的主體，則此君主縱為聖君，而其一人之獨聖，此即私「聖」為我有，即非真能成其為聖，亦非真能樹立其道德主體。所以人君若真能樹立其道德的主體，則彼縱能以德化萬民，亦將以此德化萬民之事本身，公諸天下，成為萬民之互相德化。同時亦必將其所居之政治上之位，先公諸天下，為人人所可居之公位。然而肯定政治上之位，皆為人人所可居之公位，同時即肯定人人有平等之政治權利，肯定人人皆平等的為一政治的主體。既肯定人人平等的為一政治的主體，則依人人之公意而制定憲法，以作為共同行使政治權利之運行軌道，即使政治成為民主憲政之政治，乃自然之事。由是而我們可說，從中國歷史文化之重道德主體之樹立，即必當發展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乃能使人真樹立其道德的主體。
（摘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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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儒家雅俗之別是我的感受、粗想。劉述先先生在概念上將儒家分三：（一）精神的儒家，（二）政治化的儒家，（三）民間的儒家。見劉述先〈儒學的理想與實際--近時東亞發展之成就與限制之反省〉，載於《儒家思想開拓的嘗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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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李明輝：《當代新儒家「儒學開出民主論」的理論意涵與現實意義》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29483964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