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義小說古今與未來

【古】

作者：鄭問 (↑)

香港麗的電視製作
劇集首播於1976年8月30日(↑)

香港無綫電視製作
劇集首播於1976年11月15日(↑)

與Google AI對談：《給十九歲的我》風波中的會計帳假想

續《〈給十九歲的我〉再掀風波》。以為4月12日高先的「退展」聲明是授權爭議的婉轉結語，峰迴路轉，沉默的英華女校在13日終於反駁表明：
一、校長祝慧勤沒有撒謊；
二、祝在會議中要求張高一方提供有具體資料的參展預算予校董會考慮；
三、未得各主要拍攝參與者同意前，校方絕不同意放映；
四、要求高先提供電影過往放映的會計帳目，以便對數清帳。

第二點是大機構對專案運作的正常程序，決定須經校董會拍板，第三、四點則可在更早的學校會議記錄中找到原始決議，可見祝校長並無說謊，反被誣陷。

第四點最觸目。英華與高先訂約在2022年，「放映的會計帳目」是從2022的參加國際展及優先場等計起，抑或僅2023年4天公映計起？其距今已3-4年，高先為何拖數？

就這糾紛，第二次找Google Search AI請教高明，嘗試從入帳談起，鑑小推大，探問帳項及糾紛背後的爭議處。我是聆聽者，以下是記錄。AI提供的資料與法律意見未必正確及恰當，又討論所涉處境可能跟現實毫不相似，故無可比；讀者慎讀。

《給十九歲的我》再掀風波（12日更新）

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又有爭議。

第一回發生在2023年2月，見當年帖文《〈給十九歲的我〉風波》。

第二回發生在近日，《給》以「特別放映」類別入圍4月的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4月9日英華女學校公開聲明不同意電影放映，同晚張婉婷電影團隊指控校方撒謊，發行商Golden Scene（高先）亦反擊表示已獲校方授權參展。

誰是誰非？有待事件發展。

以下記（2026年4月10日晚寫，發於11日凌晨 - 12日）我在令狐少俠網誌的留言，完整交流見令狐兄《【時事雜談】給十九歲的我風波》原帖。記錄裡有對個別字句修飾。

（一）
張婉婷團隊4月9日深夜所發聲明最後一語是「團隊保留一切公開事實真相，還我們清白的權利」，而不是如發行商高先的法律警示「本公司已諮詢法律意見，不排除以法律行動維護本公司的聲譽和權益」。看來張團隊跟英華女校已冇未完之約，故她無從按約要求校方讓《給》參展或公映。

2021年12月1日《給》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校內首映及籌款活動，獲得了一眾慕名觀眾的好評。張大導看著心雄，部署了2022年英華跟高先訂下「國際發行及參與國際影展」之約。

（同年校方（解釋不清不楚下？）以新的consent form（同意書）給六位主角簽署，包括阿佘；阿聆拒簽。）

按常理，《給》未能公映僅使高先難從票房獲益，卻不致於累高先沒映倒蝕，故其保持在無痛無癢的狀態。所以，2026年2月26日張婉婷與高先的曾麗芬到訪英華跟校長會面相討事宜，應是張要求高先友情介入，幫她推《給》去意大利參展---依張婉婷的好勝，難忍扛鼎之作的《給》未獲舉世影界膜拜。

因為英華跟高先確實訂過2022年之約，校方難以抵賴，倒是這回口頭上含混，意為acknowledge（知悉）張和高先的參展想法（但不等同支持），故亦冇文字備忘，也所以高先的聲明僅有消極說法：「校長並沒有提出反對，並著本公司安排參展的預算。」背後預設「沉默視為同意」；爭議就在這裡。

與Google AI對談：人的主體性

自覺掌控自己的思想，思想指導行為，同時自覺能反省當下一切記憶可及的思想過程及行為之因果正反是非，擁有這種自覺、又能上一層反省這種覺，我便是自己的主人，會選擇如何過自己清醒的人生。這種覺之特質，可稱主體性，因應討論方便，此覺可劃分為道德主體、認知主體等。

我一直對AI的興趣不大，蓋無所求；幾個月前第一次玩微軟Copilot找尋顧頡剛的「家」義原典，效果不好。幾天前新聞報導Google將提供香港用戶使用Gemini免費基本版，我起了念頭，回頭用Google Search的AI再玩一次，隨口問了多年來想整理的老問題，以下是對答的記錄。

(2026-03-22)

問：儒學重視主體性，為什麼中國文化沒有發展出個人主義而是失去主體性的集體主義？ 答：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切入點。儒家確實強調「為仁由己」（主體性），但中國文化最終走向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主要有三個核心原因： 1. 「關係型」的主體性： 儒家的主體性不是孤立的「我」，而是「關係中的我」。儒家認為人的價值要在五倫（君臣、父子等）中才能實現。當「主體性」必須透過履行社會義務來證明時，個人意志就很容易被家族或國家的集體利益所覆蓋。 2. 內聖與外王的斷層： 儒家理想是「內聖外王」，但在政治現實中，主體性往往只停留在個人的道德修身（內聖）。當這套思想被歷代統治者工具化（如漢代罷黜百家），儒家變成了維護階級秩序的禮教，個人的主體性被轉化為對權威的服從與忠誠。 3. 缺乏對抗權力的「法權」概念： 西方個人主義的發展伴隨著天賦人權和法律對私產的保護。而儒家更強調「禮」與「責任」。在缺乏獨立於行政權力的法律體系下，個人很難擁有對抗集體的硬性空間，主體性遂萎縮成一種「在集體中找定位」的心理安慰。 簡而言之，儒家給了中國人強大的內在道德自主性，卻沒能在社會結構上給予個人政治與法律的獨立地位。 你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儒家的修身精神還有可能與現代的個人權利觀念結合嗎？

驚喜，其回應用詞清晣，切題，扼要易懂，絕不是機械式漁翁撒網或榕樹頭講故佬自吹自擂識見的陳詞濫調，四個字：言簡意賅。

即另開新頁，提一個更優先、重要的質疑：行惡者會否同樣有「主體性」在起著作用？然後接回中國文化的原問。

車公22號籤喻：苛政猛於虎（2026年2月23日更新）

（2026年2月19日）

2026年農曆初二鄉議局主席到沙田車公廟為香港求得第22「中籤」。籤文曰：

「刻木之夫不可親，當於善惡上觀人；但凡見利莫忘義，須向仁中慮不仁。」

網上有兩個解讀：馮睎乾FB〈刻木之夫不可親〉、趙善軒YouTube〈邊個係香港的刻木之夫？…史學解釋〉，兩解都精彩，前者雖爽卻有「超譯」之虞，後者則較貼合籤文原意。

查台灣網站【漢典】，「刻木」可指（一）木上雕刻；（二）木雕人像，引伸漢人丁蘭；（三）木刻的記事符號；（四）獄吏的別稱。

（一）馮君選擇丁蘭之解。他以元代《二十四孝．刻木事親》為出處，記丁為木像休妻彰顯孝道而成古人頌揚的德範人物，又引述晉人孫盛《逸人傳》丁殺人的另一版本，惟丁獲譽「地方官認為他孝感神明，就在雲臺繪畫他的形象來表揚」，可見丁蘭在傳統文化中是個正面人物，只是在今日(！)的馮君目下「崇拜偶像兼殺人或休妻」之「偽善」才被視為可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