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思考造成一個人的平凡，但也產生最大的邪惡）》
李怡FB：平凡的邪惡（2020-12-11）
（讀友Manlung Leung在我星期五的文章後留言，附上我多年前在「一分鐘閱讀」中對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所作介紹。這篇閱讀感想發表在2016年3月，那時正是旺角事件後不久，一些人的反應促成我要在那時候講鄂蘭的「平凡的邪惡」理論。現在美國大選中暴露的問題，或者香港許多追隨主流偏見的平凡市民，也許是促使讀友記起這篇文章的原因。鄂蘭的理論顯示，「在一個公民不思考、不以實質行動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政策討論、不對政治人物的承諾予以關注與監督的民主社會裏，民主名存實亡，自由繁榮只是社會集體的虛妄想像，無法長久延續。」我翻閱舊作，也想重溫這篇4年多前的文章。）
《平凡的邪惡》（2016年3月）
不久前，朋友給了我一部電影的DVD:《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封面有一行宣傳語：「HER IDEA CHANGED THE WORLD」—— 她的思想改變了世界。我知道漢娜．鄂蘭這名字，但沒有讀過她的著作。這部電影，主要介紹這位思想家參加耶路撒冷審判的前因後果。當時她應《紐約客》雜誌邀約撰寫採訪專稿，提出「平凡的邪惡」理論(the banality of evil)。這理論對於社會普遍關於邪惡、是非的認定來說，提出了顛覆性論斷。因此，我也特別找來漢娜·鄂蘭的書《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閱讀。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德國猶太人，1906年出生於德國，在海德堡大學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的門下，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納粹政府掌權後，鄂蘭流亡到法國，1941年到了美國，並於十年後成為美國公民。她曾在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擔任教授。1954年獲美國藝術與文學院文學獎。她的著作有《極權主義的起源》、《共和危機》、《黑暗時代的人們》、《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等。1975年12月去世。
正義與邪惡問題
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受審者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之一，雖然並非納粹政權的高層決策者，但在猶太人滅絕上扮演重要角色。
漢娜．鄂蘭全程參與此次的審判活動，透過現場的實際觀察，以及對歷史的大量分析，提出了「平凡的邪惡」的概念，是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論述。
納粹軍官艾希曼將上百萬的猶太人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車。納粹政權倒台後，他逃到阿根廷。1960 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審。
艾希曼在法庭上說，「我無罪」，因謀殺罪起訴他是錯的：「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
在獄中定期探訪他的牧師也說，「他顯然不是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個人』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精神科醫師一致認為他很正常；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姊妹態度「不只正常，還堪稱為理想典範。」
他認為自己只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
漢娜鄂蘭在書中描述他的最後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鄂蘭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他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 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這絕不等同於愚蠢，但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缺乏思考產生最大的邪惡
缺乏思考造成一個人的平凡，但也產生最大的邪惡。漢娜鄂蘭書中提出：「艾希曼在臨終一刻，似乎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
鄂蘭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邪惡本身並非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
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思考等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思考就是要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
艾希曼如能假設自己是猶太人就會說出這樣的話：「我是德國猶太人，跟數百年前的祖先一樣，我在這裏住了一輩子，跟其他德國人具有同等的居住權，政府無權剝奪我的公民身分、工作、甚至性命。」但實際上艾希曼沒有這種同理心，他追隨當時的主流偏見：既然政府說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那當然不能把他們當成德國人，政府說猶太人是壞人，他們當然絕非善類。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認為凡是被判死刑的人，便必定是窮凶極惡的壞蛋，或凡是使用暴力，不論施暴還是抗暴，都危害社會，如果這樣想，那便與艾希曼犯了相同的錯誤。「道聽途說」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此外，既是道聽途說便沒有人需要負任何責任。
鄂蘭期待看到具有思考能力、願意負責、勇於質疑的人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問題所在的人民。而實踐這種思考模式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他人建立關係，所以鄂蘭鼓勵我們學習與他人相處，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只要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只要我們不再關心那些事不關己的議題、只要我們漠視他人需求，邪惡的勢力便會開始大舉擴張。
「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漢娜·鄂蘭以艾希曼的審判為實證案例，說明當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思考，集體的瘋狂，最終將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她認為，真正的自由來自於公民實質參與政治。她的理論思想對後世民主社會帶來深刻影響，在一個公民不思考、不以實質行動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政策討論、不對政治人物的承諾予以關注與監督的民主社會裏，民主名存實亡，自由繁榮只是社會集體的虛妄想像，無法長久延續。
鄂蘭在書中追究與納粹合作的猶太人領袖。她說「猶太領導人的角色無疑是整個黑暗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這讓很多人批評她對猶太人沒有特殊的同情。
對於有人批評她不愛猶太人，她的回應是：「你說的很對──我並不被這一類的任何『愛』所打動，原因有二：首先，我這輩子不曾『愛』過任何民族或團體──無論是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勞動階級，我真正愛的只有我的朋友們；其次，我所知道和相信的愛僅僅是對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
鄂蘭在本書的核心主張就是，只要你參與了執行，你就要負起責任，就是有罪。
本書最後一段她說，法官應該有勇氣說：「我們關注的重點是你實際的作為，而非就你內心和動機是否可能無罪，也並非你周圍的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我們假設，你之所以成為這個大屠殺組織中的一個工具完全是出於壞運氣，但這不影響你執行大屠殺政策的事實。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因此就要負擔責任：「這就是你必須被處死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回覆刪除多謝狂兄。新年心想事成，身心康泰。
刪除平凡的邪惡也是邪惡， 只是將邪惡分等級， 所以， 其實始終是邪惡。
回覆刪除就好像容海恩說她的善良角度一樣，如果善良分角度， 那明顯包涵不善意。
香小姐可能誤會了文中「平凡」（或平庸，banality）的意思，它不是指某種程度，其上下有更、極度之類的比較等級，而它則屬普通、中規中矩的標階意義；不，絕非這意思。
刪除普遍相信，邪惡是出於人的自私人性，譬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出於極端的利己心而摧毀他人，但漢娜·鄂蘭 從艾希曼受審判中的反應、表現，發現他並非貪利自私的極端小人，而是守規矩，對上司、體制都忠心、服從的人，他的智力不比別人高，也不比別人低，總之，他就是平凡而普通的一個人，艾希曼自辯說，他從來不恨猶太人，也沒下令殺過猶太人，他只是按照指示，完成職責上的份内事，而恰恰這種人格的平順、忠心、服從，使他對所做的一切不加懷疑、思考，將要處理的無數猶太人「非人化」（曱甴？），安排他們「被清洗」。不思考、缺自覺、盲按本子辦事，這種乖、順，成就了邪惡，謂之「平凡（平庸）之惡」，其較諸真小人更可怕，隱於市。
既然是「艾希曼自辯說」， 那證明只是他為自己說好話吧﹗
刪除「不思考、缺自覺、盲按本子辦事，這種乖、順，成就了邪惡，謂之「平凡（平庸）之惡」這應該是作者替他辯解。
事實擺在眼前，他就是幹邪惡的事， 問題是主導還是協助， 其實都是幹同一件事。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有人批評作者有為納粹辯護之嫌。
《平凡之惡》那本書我還未找來細讀，不過套戲《漢娜鄂蘭：真理無懼》我睇過。鄂蘭被批評係因為書中她指責了很多猶太領袖太軟弱，還幫助納粹黨驅逐猶太平民以自保，換言之，平凡之惡中也包括了貪生的「平凡」的猶太官員和領袖所共犯的邪惡！猶太族群批評她中傷了自己民族。
刪除筆陣：大清帝國的分而治之，與新香港的權術 ／文：沈旭暉
回覆刪除【明報文章】04/01/2021中國歷史科從來是一座寶庫，有心人可以用來洗腦，也可以用來訓練獨立思考，就看能否學以致用。雖然中國執政黨來自馬列主義道統，但說到統治權術，借用中國傳統帝王將相權謀之處甚多，至於處理中央與邊陲關係，同樣充滿歷朝歷代影子。近年興起的「新清史」學派，開始顛覆了傳統史觀，強調滿清是一個「內亞帝國」，與各族關係就像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那樣多元，而不是傳統教科書強調的單純中央集權、分而治之。問題是「歷史話語權」和「歷史現實」不一定一樣，中央集權、分而治之那一套論述假如是政權所好，那就是「事實」。我們不妨從官方教科書列出的「政策」，看看對今日面目全非的「新香港」，有沒有可參考之處？當然，《國安法》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1）高壓、懷柔：「一手軟、一手硬」
大清以絕對少數派入主中原，對漢人一方面施以高壓，「留髮不留頭」，大興文字獄，另一方面又大興科舉籠絡、羈絆士人（也就是當時的社會賢達），令他們不知道在求取功名、吃喝玩樂以外，存在其他人生意義。香港在回歸23年後，不但「人心未回歸」，香港人身分認同還愈來愈強；最終出現200萬人大遊行，連淺藍、中藍也明顯對政權不滿，這是令北京徹底改變對港政策的關鍵，令高壓一面完全出爐。警察「武警化」、以「限聚」之名變相戒嚴，大舉秋後算帳，天天清晨6點上門拘捕異見者，而對涉犯法的自己人視而不見，是其中一面；以國安法之名，對一字一句、一個口號上綱上線，恰如文字獄，這是另外一面。但對合作的識時務「俊傑」、collaborators，即使質素如陳百祥先生，卻也會賦予紫荊星章，樹立了唯「才」是舉的懷柔樣板。這些方針，假如熟讀歷史書，莫不似曾相識，只是專有名詞變成共產黨的「一手軟、一手硬」而已。
（2）「改土歸流」
大清對西南部少數民族聚居地，採取「改土歸流」政策，逐步把控制當地的世襲土司一類地方勢力，換成朝廷派出的「流官」。哪怕不少土司早已完全馴服，依然被擔心成為「本土主義」溫牀，也是為了避免他們「下有對策」，唯有從外部派到的新移民才值得信任。在北京眼中，香港「一次回歸」全盤失敗，不過「換旗換督」，不少歸順的建制派陽奉陰違，都是「土司」一類的地方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包括真正的「土司」像新界鄉議局，也包括地產黨、公務員黨等「deep state」。既然「二次回歸」，「改土歸流」自然提上日程，日後公務員除了要宣誓效忠，更重要的是政務官的組成，必然變成以中國內地留學生為主軸；整個香港的真正負責人，自然也由曾蔭權、林鄭月娥一類「土司」，變成中央任命的「流官」；在港英時代實質上負責承擔部分稅收責任的地產黨，也會逐步被換血為內地既得利益集團，例如橫空出世的「紫荊黨」們。
（3）「崇其教而抑其政」
對西藏，大清則另有政策，一方面對達賴、班禪等十分尊重，顯示對藏傳佛教的高度認可，作為滿清的官方信仰之一（畢竟薩滿教很難在現代社會普及化）；但同時又要避免西藏得到現代化管理，加上以金瓶掣籤的方式干預其內部運作，以免尾大不掉。在「新香港」，自然也需要某種「信仰」，雖然代表這信仰的激進建制派、乃至紫荊黨一類「新香港人」會暫時得到表面的信任，但其實同樣也是花瓶。政權鼓勵他們宣揚「土生土長愛國主義」，以此作為「新香港意識形態」，但也不見得會讓他們掌握真正的權力。一如大清對西藏貴族不放心，北京對香港的海歸派、內地精英其實也不盡放心，擔心他們成為一個又一個馬雲，還是要在內部摻沙子。
（4）「絕其智而用其力」
大清對蒙古人則是「絕其智而用其力」，將驍勇善戰的蒙古騎兵編成八旗，卻以盟旗制度將之分黨分派，以免其過分團結。蒙古王公與滿清貴族通婚，但不能與漢人交往、不得學習漢文化，這是政權刻意讓蒙古各部低度開發、不能接受高深教育。在「新香港」，最有需要「用其力」的人只有一種，就是中環金融人，他們與國際接軌，也與國際既得利益集團互通，只要繼續讓中國資金「走出去」、國際資本「走進來」，香港其他的一切就算全部消失，在北京眼中，這依然是「一國兩制」，而且還是成功的「一國兩制」。對金融精英，政權大舉宣揚紙醉金迷的享樂主義，一方面強調抗爭搞亂香港、影響搵食，與共產黨對着幹是螳臂當車，另一方面容許中環精英炫耀富貴生活，一如蒙古王公那樣被供奉起來。其實只要中環精英覺醒，很容易明白自己的潛力，但在整個「新香港」氣氛下，政權要「絕其智而用其力」，則作別論。
（5）「抑其教而離其民」
對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大清刻意壓抑這個當時國內最國際化的宗教，並在回民內部製造分化，以免他們團結一致。同樣的精神，自然也在「新香港」出現，目標當然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徒、「港英餘孽」。他們的西化價值觀、意識形態，都要被不時批鬥，也要讓他們內部不斷分裂，這既是防止出現有系統的抗爭，也是避免他們和「外部勢力」勾結。從前也是統戰對象的溫和民主派，現在只要有了「爭取民主」的原罪，也已經是敵我矛盾；「民主」變成政權要壓抑的「宗教」，再變成「滋生分離主義」的敵人，然後硬生生把大多數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逼向對立面，這卻能夠在「大內宣」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當年大清對回疆各部最為殘暴，但經手人例如乾隆、左宗棠都是一代名君名臣，根據「主流史觀」，何曾有人對他們的功業提出異議？
（6）「防夷章程」
面對未知底細的西方洋人，大清在康熙短暫的開明日子後，開始逐步鎖國，到了乾隆朝，更出現《防範外夷規條》，內裏列出的所謂「防夷五事」，包括禁洋人僱人傳達信息、禁洋婦來華、禁外商在廣州過冬、禁借洋人資本及聘請漢人役使、洋商的廣州寓所要被定期檢查。這背後的精神，根本就是國安法。想不到在21世紀，中國又再度以敵我矛盾的態度看待西方世界，連帶在好比當時廣州的香港這個最國際化的城市，也要一切推倒重來。
當然，歷史不會重複，以上政策更不可能簡單對號入座。但我們身在香港，畢竟要理解中央政權是如何思維，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權力有最強的欲望，也有最嚴重的不安全感。很多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common sense，放在那個權力框架當中，就會得到截然不同的上綱上線。這樣的思維，自然令人窒息。
但現在不是嘆氣的時候，而是要學會如何在窒息的環境，繼續捍衛正常生活，以及我們真正的信念。踏入2021年，說明天會更好明顯是騙人，但漫無目的之「放負」，未免不負責任。以史鑑今，必然發現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組成，必然經過苦難共同體這階段。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香港人加油。
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一篇值得閱讀的文章，
刪除雖然， 你我都早應該了解箇中道理，
但是由沈旭暉娓娓道來， 仍然是非常值得閱讀。
對，條理精簡。
刪除謝謝香香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