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被捕被判有感

2009年12月25日，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被專政中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為由判刑。報章多以劉之尚屬溫和的《零八憲章》為出事依據，憤斥中共判刑。《憲章》之所以溫和，應是要擴大支持的群眾，方便他人共同發起和簽署，如果寫得火辣辣，或會令較溫和的支持者拒絕認同。是故《憲章》內容平實，甚至說，有點陳套，其調子早給論政人士說過千遍，而中共竟然容不下，這正好反映了中共的專橫無理獨裁邪惡罷。

然而，讀了明報12月26日劉的《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各全文，當中不少火爆尖刻言論，直接抨責胡溫，又全都攻擊中共，就不難明白劉為什麼會被捕被判了。

其中所說，例如，若中國經濟日益衰敗，自是歸咎中共的敗政，但劉的文理中，亦如其他反共人士的說辭，中國經濟日益富強，財雄勢大，卻又是中共的黑經濟陰謀對國民的麻痺矇騙和對世界文明的腐蝕，依此，中共發展經濟無論好、壞，都會為中國和世界帶來極壞的後果。這種似是而非的雙面刃論證是不是太簡單跳躍以至於太過霸道了？

就連中間派人士對改革須由中共內部發酵的漸進模式這種溫和的寄望也給劉斥責為犬儒而被排除，亦即設想中共任何可存在的理由，就算微不足道，仍無一成立，據此，其推及之意，實質指向僅僅一個最終結論------中共必須倒台，否則中國無望，全世界也勢受中共制肘，墮入文化與政治的大災難。他文章中甚至提出了如何圍堵中共的框架，這不就是構成顛覆中共嗎？尤其中共深信一黨專政，中共等同國家，顛覆中共等同顛覆國家。

我同情劉曉波，但不認同他這種自殺式的蠻勇。一如丁子霖所言「六四後期劉曉波等四君子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令學生運動再掀高潮，但也令當局有藉口大開殺戒。事後她曾批評過劉曉波，但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這是可以原諒的。」在我看來，蠻勇出於浪漫，有時近如賭徒之癖，不知見好就收，要贏就贏盡，要敵人寸草不生，也要自己光芒四射。這樣子搞政治恐怕會累己累人。

這種道德蠻勇或浪漫常常受到歌頌，明報同日的社評篇目《關了一個劉曉波，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儼然就是「一粒稻子死了卻令千千萬萬粒稻子長成」的僵陳比喻的延伸。今時今日，誰又要誰無端端去犧牲呢？誰又要誰的良知為「中共須亡」的目標受啟蒙？在內地，政治上口舌過癮有什麼用？我們需要踏實的政治領袖，甚或暗地裏幹，長遠帶領民運，而不是個只能直衝的過河卒。還有，劉太窮了嗎？竟然投稿到由法輪功主持，當中充斥不少失實報導的《大紀元》網站去。

又，每遇這類衝突就必會湧現那個老問題：法律上顛覆如何界定？西方有沒有類似法例？吹水與語力的關係，算否構成具體行動？

記得華叔憤於社民連利用道德高地鼓動五區總辭而向陶君行反詰：「你叫何俊仁站出來，咁係唔係叫陣呀！？」叫陣是否等同挑釁？為什麼沒人反稽：「噓，華叔，叫陣如何界定呀？『站出來』即係踏前一步咁解啫，你話人地叫陣，講到人地惡屎能登咁，即係醜化人地，屈人地啫！莫須有罪名喎。」雖然有些人認為華叔臨老昏庸倒退(在我看來是愈老愈辣)，但大家似乎都能理解和同意華叔的意思。

同樣，我只能就自己對日常語言的習慣用法來理解「顛覆」。又同樣，中共從劉的多篇文章中判斷劉要顛覆現政權是有文理根據的，不見得是「老屈」，順此按內地法例判刑是難免的了，但輕重則另議。

其實民運弄得這麼高調，反顯已到無計可施的政治困境，要轉到體制外的道德高地上叫囂。譬如六四，廿年了，香港人參透了什麼？表面薪火相傳，網上浩浩蕩蕩，當年烏啄啄懵盛盛的八十後孩子現在都獲調教得一臉正義氣，擔正大旗，每見異議即揶揄棒打；但坊間的六四議題其實不斷萎縮，剩下只得一個空殼皮相的叫喊 --「無論學生一方有否犯錯，中共殺人就一定不對，這是毋容抵賴的。」殺人放火之不對，一如阿媽係女人，何須由六四來印證？六四議題淪落到要強調殺人放火之對否這類道德泛論，足見前途堪虞了。

搞民運，需要有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