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憂傷、癡迷情狂：沈從文

《文學放得開 2020：自然憂傷沈從文》


《文學放得開 2020：癡迷情狂沈從文》

（摘錄）
于繼增：《艱難的抉擇——沈從文退出文壇的前前後後》

1948年，解放軍已兵臨北平城下，國民黨軍隊退守城內，兩軍對峙。

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國民黨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從文也在名單之列。但飽經離亂的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同時留下的還有他的朋友楊振聲、朱光潛、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沈從文此時的心情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對新時代的來臨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擔心跟不上步伐。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游離於兩個政黨之間的自由主義作家。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結局，為他的後半生埋下了伏筆，實際上也預示了整整一代舊知識分子的命運。

幾乎在沈從文做出預測的同時，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戰文藝叢刊》登載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動文藝》。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同期的《抗戰文藝叢刊》還刊登了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原來，沈從文與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是同鄉兼遠親，就寫過一篇散文《熊公館》發表在《國聞周刊》上。馮乃超的文章說沈從文稱道熊希齡故居的“古樸”和熊“人格的樸素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兩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

接踵而來的是，1949年3月，沈從文任教的北京大學校園裡，有人指使學生們將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重抄成大字報，並貼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二十多年來獨立為文藝奮鬥的自強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

“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語。

“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刀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糟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考古學家史樹青教授也證實：“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跡，但他後來一概不談自殺之事。”

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他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並被趕下北大的講台。

眾所周知，作為最優秀的小說家的沈從文，從建國以後再也沒有寫那些湘西的靈性文字了，從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長的四十載。四十春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夠寫出更多的《邊城》、更多的《湘西散記》這樣的傳世之作，但沒有，天才文學大師的藝術之翼就此折斷了。